出发去延安前，我把埃德加·斯诺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放进了背包。90年前，31岁的记者斯诺带着疑问出发——中国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？是什么支持着他们？他带着相机胶卷，从北平辗转进入陕北苏区，成为第一个采访“红色中国”的西方记者。
今年，我也31岁。同样的年纪，同样的职业。我们北京日报“红星照耀中国”延安采访小组带着他的书回到现场，想亲眼看看红军战士当年鲜活地生活过、战斗过的地方，也想弄明白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。
在志丹县保安革命旧址，我终于见到了斯诺与毛泽东多次长谈的那孔窑洞。1936年7月13日，斯诺抵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（今志丹县），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；7月16日晚，两人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话从晚上九点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。
图源 新华社
“毛泽东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，都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，下面则是砖块地。窗户也是从岩石中凿出的，半窗里挂着一幅布窗帘，我们前面是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……”顺着斯诺书中的描写，我在保安革命旧址见到了几乎同样的场景。坐在方凳上，我仿佛也回到了那个烛光毕剥的深夜。
在志丹县（原保安县），还有一处让斯诺着墨颇多的地方，便是红军最高军事学府——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。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创立，后随中央机关迁至保安。从红军大学毕业的许多学员后来成为抗战名将，如罗荣桓、罗瑞卿、谭政、彭雪枫、刘亚楼、耿飚等。
“以窑洞为教室，石头砖块为桌椅，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，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‘高等学府’，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。”如今的红军大学旧址，仍最大限度保留着斯诺所记录的当年的模样。
红军大学依一整面赭红色峭壁而建。陡峭的岩壁上，几层窑洞上下错落地嵌进山腹，最高的窑洞内有一尊司号员吹号的雕像。每层窑洞之间以石阶相连，沿崖面蜿蜒而上。山脚下是一方广场，院内长长的浮雕墙，刻着当年学员们丰富多彩的生活：学习、训练、劳动、打篮球、唱歌。
浮雕墙上刻着的，正是90年前这里的日常。红军战士们在这里接受军政训练，探讨国际形势，掌握无线电、医务、农学等技能，一天要学10小时；也在这里一齐放声歌唱，坐在谷堆上读书，用缴获来的网球、篮球、乒乓球等器械运动。即使战火纷飞、不知明天，可这群年轻人的日子，过得热气腾腾。
斯诺是这样理解红军战士的：“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、始终如一的希望、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，像一把烈焰，贯穿着这一切。”斯诺在这里看见了这把“烈焰”；90年后，与我们一起看见它的，还有一群更年轻的人。
与我们同赴延安重走长征路的，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参加“同心笃行”港澳台学子国情教育实践活动的大学生们。他们站在这片革命土地上，脚下的路仿佛越走越长，心里的问题越积越多——每走过一处旧址，就想知道更多当年的故事。
行程结束时，一位同学动情地说：“乐观不是不苦。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生出的革命乐观精神，那种不服输的勇气，才更珍贵。”这团“烈焰”，一代代传下来不曾熄灭，如今又有了新的注解。
离开前，我望向红军大学遗址最高处，那里立着一尊司号员吹号的雕像。那身影，与《红星照耀中国（西行漫记）》中文版封面上的红军号手几乎重叠——那是斯诺在宁夏豫旺的城墙上，拍下的红一方面军营教导员谢立全吹响号角的瞬间，照片取名《抗战之声》。
司号员吹响了号角，斯诺用笔和相机记录下他所见到的中国共产党人，世界由此认识了中国红军，认识了中国革命。如今，号角传到了我们手上，这颗红星的故事，要由我们接着讲下去。
出发去延安前，我把埃德加·斯诺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放进了背包。90年前，31岁的记者斯诺带着疑问出发——中国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？是什么支持着他们？他带着相机胶卷，从北平辗转进入陕北苏区，成为第一个采访“红色中国”的西方记者。
今年，我也31岁。同样的年纪，同样的职业。我们北京日报“红星照耀中国”延安采访小组带着他的书回到现场，想亲眼看看红军战士当年鲜活地生活过、战斗过的地方，也想弄明白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。
在志丹县保安革命旧址，我终于见到了斯诺与毛泽东多次长谈的那孔窑洞。1936年7月13日，斯诺抵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（今志丹县），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；7月16日晚，两人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话从晚上九点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。
图源 新华社
“毛泽东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，都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，下面则是砖块地。窗户也是从岩石中凿出的，半窗里挂着一幅布窗帘，我们前面是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……”顺着斯诺书中的描写，我在保安革命旧址见到了几乎同样的场景。坐在方凳上，我仿佛也回到了那个烛光毕剥的深夜。
在志丹县（原保安县），还有一处让斯诺着墨颇多的地方，便是红军最高军事学府——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。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创立，后随中央机关迁至保安。从红军大学毕业的许多学员后来成为抗战名将，如罗荣桓、罗瑞卿、谭政、彭雪枫、刘亚楼、耿飚等。
“以窑洞为教室，石头砖块为桌椅，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，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‘高等学府’，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。”如今的红军大学旧址，仍最大限度保留着斯诺所记录的当年的模样。
红军大学依一整面赭红色峭壁而建。陡峭的岩壁上，几层窑洞上下错落地嵌进山腹，最高的窑洞内有一尊司号员吹号的雕像。每层窑洞之间以石阶相连，沿崖面蜿蜒而上。山脚下是一方广场，院内长长的浮雕墙，刻着当年学员们丰富多彩的生活：学习、训练、劳动、打篮球、唱歌。
浮雕墙上刻着的，正是90年前这里的日常。红军战士们在这里接受军政训练，探讨国际形势，掌握无线电、医务、农学等技能，一天要学10小时；也在这里一齐放声歌唱，坐在谷堆上读书，用缴获来的网球、篮球、乒乓球等器械运动。即使战火纷飞、不知明天，可这群年轻人的日子，过得热气腾腾。
斯诺是这样理解红军战士的：“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、始终如一的希望、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，像一把烈焰，贯穿着这一切。”斯诺在这里看见了这把“烈焰”；90年后，与我们一起看见它的，还有一群更年轻的人。
与我们同赴延安重走长征路的，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参加“同心笃行”港澳台学子国情教育实践活动的大学生们。他们站在这片革命土地上，脚下的路仿佛越走越长，心里的问题越积越多——每走过一处旧址，就想知道更多当年的故事。
行程结束时，一位同学动情地说：“乐观不是不苦。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生出的革命乐观精神，那种不服输的勇气，才更珍贵。”这团“烈焰”，一代代传下来不曾熄灭，如今又有了新的注解。
离开前，我望向红军大学遗址最高处，那里立着一尊司号员吹号的雕像。那身影，与《红星照耀中国（西行漫记）》中文版封面上的红军号手几乎重叠——那是斯诺在宁夏豫旺的城墙上，拍下的红一方面军营教导员谢立全吹响号角的瞬间，照片取名《抗战之声》。
司号员吹响了号角，斯诺用笔和相机记录下他所见到的中国共产党人，世界由此认识了中国红军，认识了中国革命。如今，号角传到了我们手上，这颗红星的故事，要由我们接着讲下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