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年前，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——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》发布，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，体现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“零容忍”的鲜明态度。《通告》所蕴含的治党理念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有哪些深刻共鸣？本报记者专访武汉革命博物馆党委书记、馆长万玲，回溯这份珍贵文献的深远意义。
记者：《通告》指出投机腐败分子“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、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”更易存在。可否介绍这一时期的相关具体案例？
万玲：《通告》发布后，各地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，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，对党内雇佣劳动倾向进行了纠正，对贪污腐化分子进行了坚决清除，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，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胜利发展。
1926年12月，中央局报告中记载了一个案例。1926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时，湖北开展大规模党员征集活动，新发展党员约两千人，且大多是工人，但半数以上须淘汰出去。材料里虽然没有详述原因，但是记载了当时党内出现的两种危险倾向：“一是许多社会上投机分子均想加入C.P.（即“共产党”的英文缩写——编者注）”“二是党内幼稚分子或者是机会主义分子，幻想目前军事的胜利，忘记本党的责任，也跑在上层政治上活动去了，对于群众也易发生利用政治势力去发展，而不注意切实从下层组织的危险”。由此可以推测，这些人被淘汰的主要原因是清除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，维护党员队伍的纯洁性。
记者：《通告》为什么会使用“坚决”“不容情”“立即执行”等严厉措辞？
万玲：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在幼年时期对党内贪污腐败行为就要“零容忍”，要求以最快速度解决贪污腐败问题，以最大力度惩治贪污腐败分子，也说明了党对于维护党员队伍纯洁性的迫切要求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态度并非停留在文件层面，而是切实落实到执纪实践中。如1926年12月2日，中共中央局给江西地方组织的信中明确指出“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”，对那些“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”“亦须严重警告，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”。可见我们党对党员的纯洁性高度重视，对贪污腐化问题敢于正视、敢于揭露并坚决加以清除，决不姑息养奸。
这些严厉措施，对防止党员官僚化，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独立性，发挥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提供了重要保障。
记者：从建党初期的“洗刷出党”到新时代的“零容忍”，您认为《通告》所体现的哪些精神和原则是一脉相承的？对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有何启示？
万玲：我认为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一致的。一是对腐败危害的本质认识。《通告》开篇将腐败视为侵蚀党的肌体、脱离人民群众的重要威胁，与新时代“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”“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大敌”的重要判断高度契合。
二是惩治腐败的坚定原则。《通告》要求“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，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”“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”，与新时代“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”“坚持有案必查、有腐必惩”的原则是一致的。
启示有三：一是必须从源头防范腐败。《通告》指出，在“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、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”容易发生投机腐败现象，这启示我们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。
二是必须持续加强作风建设。《通告》指出“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，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”，启示我们要加强作风建设，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。
三是必须防患于未然。《通告》指出“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，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”，启示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，加强廉洁风险防控。
一百年前，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——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》发布，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，体现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“零容忍”的鲜明态度。《通告》所蕴含的治党理念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有哪些深刻共鸣？本报记者专访武汉革命博物馆党委书记、馆长万玲，回溯这份珍贵文献的深远意义。
记者：《通告》指出投机腐败分子“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、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”更易存在。可否介绍这一时期的相关具体案例？
万玲：《通告》发布后，各地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，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，对党内雇佣劳动倾向进行了纠正，对贪污腐化分子进行了坚决清除，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，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胜利发展。
1926年12月，中央局报告中记载了一个案例。1926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时，湖北开展大规模党员征集活动，新发展党员约两千人，且大多是工人，但半数以上须淘汰出去。材料里虽然没有详述原因，但是记载了当时党内出现的两种危险倾向：“一是许多社会上投机分子均想加入C.P.（即“共产党”的英文缩写——编者注）”“二是党内幼稚分子或者是机会主义分子，幻想目前军事的胜利，忘记本党的责任，也跑在上层政治上活动去了，对于群众也易发生利用政治势力去发展，而不注意切实从下层组织的危险”。由此可以推测，这些人被淘汰的主要原因是清除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，维护党员队伍的纯洁性。
记者：《通告》为什么会使用“坚决”“不容情”“立即执行”等严厉措辞？
万玲：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在幼年时期对党内贪污腐败行为就要“零容忍”，要求以最快速度解决贪污腐败问题，以最大力度惩治贪污腐败分子，也说明了党对于维护党员队伍纯洁性的迫切要求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态度并非停留在文件层面，而是切实落实到执纪实践中。如1926年12月2日，中共中央局给江西地方组织的信中明确指出“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”，对那些“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”“亦须严重警告，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”。可见我们党对党员的纯洁性高度重视，对贪污腐化问题敢于正视、敢于揭露并坚决加以清除，决不姑息养奸。
这些严厉措施，对防止党员官僚化，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独立性，发挥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提供了重要保障。
记者：从建党初期的“洗刷出党”到新时代的“零容忍”，您认为《通告》所体现的哪些精神和原则是一脉相承的？对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有何启示？
万玲：我认为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一致的。一是对腐败危害的本质认识。《通告》开篇将腐败视为侵蚀党的肌体、脱离人民群众的重要威胁，与新时代“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”“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大敌”的重要判断高度契合。
二是惩治腐败的坚定原则。《通告》要求“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，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”“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”，与新时代“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”“坚持有案必查、有腐必惩”的原则是一致的。
启示有三：一是必须从源头防范腐败。《通告》指出，在“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、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”容易发生投机腐败现象，这启示我们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。
二是必须持续加强作风建设。《通告》指出“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，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”，启示我们要加强作风建设，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。
三是必须防患于未然。《通告》指出“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，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”，启示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，加强廉洁风险防控。
